破旧的遮阳篷，高音大喇叭，嘈杂的音乐，几个衣着暴露、动作生硬的女演员，看台周围挂满色情“剧照”，“海报”上杜撰“亚洲健美歌舞团”、“东北摇滚乐巡回演出”之类莫名其妙的宣传语，台下看得津津有味的观众。这便是在农村悄然流行的淫秽歌舞表演。

春节期间，各地载歌载舞，热闹欢腾。然而，这些淫秽歌舞表演，既破坏欢庆愉悦的节日气氛，又污染健康祥和的文化环境。令人心忧的是，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遏制这种违法现象，值得深思。

农村淫秽歌舞表演的泛滥，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落后。我国现有9亿农民,但农民享有的文化资源非常有限。一是乡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多数农村没有文化设施及活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极其贫乏,大多数农民只能以打麻将来消磨闲余时间，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看有线电视难等问题亟待解决。二是打牌赌博、迷信活动死灰复燃、趁虚而入。春节期间，农村赌博现象陡增，拜鬼祭神活动高涨。

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讲过：“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遏制农村淫秽表演现象，首先应加大政府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其次社会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电台、电视台开办农村频率、频道,增加农村节目、栏目和播出时间；报刊杂志多出版农民群众买得起、读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第三，借鉴国外经验，发展非政府组织。美国乡村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其非政府组织，我国也可以尝试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在加强文化建设的同时，应发挥法制建设的作用。在法律上，对于淫秽歌舞表演的处理，程度轻者，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理，程度重者，依照《刑法》来处理。在司法实务中，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组织淫秽表演罪。

首先，本罪惩罚的只是淫秽表演的组织者，而不处罚表演者，实践中一般是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如歌厅、舞厅、夜总会的老板。但对于那些既组织又上阵表演的人，就应按照组织淫秽表演罪处理。对那些明明知道他人组织淫秽表演，仍为其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条件的，就要按照组织淫秽表演罪的共犯处理。

其次，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但不要求犯罪分子出于牟利目的。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只要实施了组织淫秽表演的行为，即构成本罪。

第三，注意本罪与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的区别。前者是现场真人表演，后者是播放音像制品。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在组织淫秽表演的同时，往往为了增强演出效果，配之以音乐、画面，而这些音乐、画面往往属于淫秽音像制品。这时，犯罪分子既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又构成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由于两个行为具有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只以组织淫秽表演罪来处理。

最后，注意本罪与聚众淫乱罪的界限。聚众淫乱罪的犯罪人不是为了表演给他人看，而是自娱自乐，一般不具有营利目的。组织淫秽表演罪的犯罪人是为了供他人观赏，一般具有营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