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因邻里琐事、同事纷争、劳务纠纷等处理不妥而导致的轻伤害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针对此类案件，近来媒体报道了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如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等尝试的一种解决机制——刑事和解制度，引起了广泛关注。

刑事和解是指一些轻伤害刑事案件的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在加害人认罪、认错并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对加害人免予追究或从轻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20世纪70年代，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开始出现，近两年传入我国。当前，司法机关在引进该制度时，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酌定不起诉”的规定，即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从目前看，这项制度在实践中既取得积极效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刑事和解制度何去何从，一时间众说纷纭，而此时恰是需要我们审慎反思、理性比较的时刻。

首先，背景不同。在西方，刑事和解的产生有两个背景。一是二战后被害人的权益开始受到关注。德国犯罪学家施奈德认为，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司法机关应当平息罪犯和被害人之间的怨恨。从1963年起，英美等国便开始对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提供国家补偿。二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监禁政策基本失败。1972年至1977年，美国监狱的收容能力增长了约23000张床位，但同期的监狱人口则增长了81000人，而罪犯释放后的再犯比例却仍高达60%。在此情形下，西方国家另谋出路，刑事和解应运而生，目的是既保护被害人利益，同时将罪犯交给社会来改造。上述背景在我国当前是否存在，应仔细考察，毕竟，移植一项制度必须具备适宜的土壤。

其次，基础理念。对此存在报应正义和恢复正义的对立。报应正义是传统刑罚理念，认为对罪犯处以刑罚是基于报应和赎罪，它关注的是：“谁违反了刑法？”、“违法者应处以何种刑罚？”其后果是，犯罪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被监禁在监狱里。与此相对，恢复正义认为，刑罚是为了改造罪犯、保护被害人并保卫社会，它关注的是：“谁受到了犯罪的侵害”、“他们所受侵害如何才能弥补恢复？”其结果，被害人得到补偿、犯罪人悔罪认错、社会关系得到恢复。刑事和解的基础理念正是恢复正义。问题是，我国国民意识中，刑罚是对罪犯的报应、如此才能实现正义的观念仍然浓厚，能否接受恢复正义理念，需要考虑。

再者，价值冲突。我国现行刑事理念注重国家本位主义，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掌握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及行刑权，犯罪人和被害人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刑事和解体现个人本位主义，强调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弱化国家司法职能。这种做法在当前浓厚的国家本位主义背景下，能行多远，不无忧虑。同时，被害人的选择权扩大了，但其风险也增加了。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拥有了决定犯罪人命运的巨大权力，犯罪人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被害人的潜在危险也会随之增加。“法官检察官都同意，而你还漫天要价”可能成为犯罪人一方对被害人一方的惯用语。因此，有和解必然有冲突、有冲突如何保护被害人也是刑事和解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辩诉交易命运之殷鉴。曾几何时，辩诉交易因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孟广虎案而备受关注，然而事过境迁，当年的热烈景象早已销声匿迹。刑事和解会否步其后尘，不无疑虑。辩诉交易是指控辩双方进行协商，以控方撤销指控或法官从轻判处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不参加；而刑事和解的区别在于协议双方是加害人与被害人，被害人的地位至关重要。当年我们对辩诉交易的优点羡慕不已主张引进，而对其缺陷及国内法治土壤之不足未能充分考虑，导致那场争论已成空谷足音。辩诉交易的命运为刑事和解的前途提供了一个实验样本，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