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波士顿的坎布里奇、拥有180多年漫长历史的哈佛法学院一直被誉为美国“超级律师的摇篮”，这座摇篮里诞生了不计其数的大律师、大法官甚至美国总统。但是，在1989届毕业的学生中却出了一个逆子和叛徒，他就是理查德·卡伦伯格(Richard·Kahlenberg)，在他的《毁约：哈佛法学院亲历记》一书中，他对自己的母校提出了抨击和指控。
卡伦伯格在入学的时候就决定要写一本书，忠实地记录下自己在哈佛法学院生活的点点滴滴。《毁约》这本书就是卡伦伯格哈佛法学院读书的回忆录，他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哈佛法学院学生的成长经历，他们如何从满怀济世救民理想的学生，在知名法学学府的教育和熏陶下，逐渐怀疑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而向金钱与权力不断靠拢，最终走上了服务权贵的职业道路。在序言部分，卡伦伯格指出：这是一本非文学的书，书中所描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一九八六到八九年间，我在哈佛法学院念书。我原先的自愿是公共利益，但是三年后，我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跑到大型商务律师事务所去执业，那是个名利双收、具有挑战性，而且永不知足的职场生涯。”
“你可以责怪这些人违背了自己的良知，他们当初之所以研读法律，为的不是金钱，而是想做好事。你也可以责怪哈佛法学院违背了教育的承诺，也就是刻在法学院建筑物墙壁上的主张：法律是为正义而设置的。然后营造出伪善的气氛。但是无论谁究竟该为现状负责，悲哀的事实是，每当充满理想的法学院学生最后变成为虎作伥的冷酷律师时，他也就撕毁了社会与法律所订立的契约。”
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为了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而进入法学院，但是三年之后却在社会上为那些既得利益者辩护? 为什么入校时学生谈论的是如何以法律去澄清天下，但在毕业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反对改革的大型律师事务所？这正是哈佛法学院最荒诞的现象，也是卡伦伯格想要揭露和批判的问题。
作为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卡伦伯格在向读者袒露他心中的疑惑的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了美国现代法律教育的盲点和弊病。在他看来，哈佛法学院绝对可以成为最棒的学习之地，但是，那里有最博学的教授，却绝口不提深层次的道德探究；那里有最聪明的学生和不平凡的潜力，却无法教育出一代最好的学生。因此，正如美国律师兼小说家约翰·格雷森所评价的：“本书不只是回忆录，它残酷而真实地描写法学院怎样把理想主义转化为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婪，这是一本美国法律教育的起诉书。”
然而，如果从这本书所指涉的具体对象跳跃出来，我们或许会发现，卡伦伯格的批判实际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中国，在资本的魔力和商业文化的推动下，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正在不断向大公司和权贵者转移，而贫弱者获取法律服务的渠道却相当狭窄，曾经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法律职业危机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说：“法律职业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人们获得法律所能为的安全、及时与有效的正义……没有什么能比给所有人以完全平等的正义更为重要了，我们是法律人，因此有义务为职业和社会贡献我们的所有。”人们经常说，所谓法治就是法律人的统治，为了实现法治的理想，社会赋予了法律职业者以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信任。而作为回报，法律职业者必须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历史担负起责任，法律人必须保障法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切实的执行，必须保护法律实施不受权贵、金钱、舆论和意识形态的不正常干预。但是，如果最一流的法律人士都集中到本已垄断了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集团之下，我们还有可能期望法律人去打破等级，推进改革和实现平等吗？
虽然，法学教育不应该剥夺学生职业选择的自由，更不能仅仅因为学生服务于权贵者就简单的从感性道德层面上对其予以否定。但是，法律如同医学，毕竟不是纯粹的商业活动，它与社会公平相关。正如强世功在其《法律共同体宣言》中所说的：我们承继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或者手艺，而是一个伟大而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此相关，法律职业也不仅仅只是一个谋取名利双收的金饭碗，它还寄托着社会公众对法律正义的期望，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转型中国的未来命运。
“每当充满理想的法学院学生变成为虎作伥的冷酷律师时，他就撕毁了社会与法律所订立的契约”，但是，《毁约》这本书并非是对律师职业的批判，毋宁是对自以为是的现代法学教育的控诉。“哈佛出产最慧黠的法学生，却称不上是知识分子”，这种决绝甚至刻薄的对哈佛法学院的讥讽，对沉浸在法学大发展迷思中的中国法律教育，或许也会引发启迪和反省。尽管，法学院的毕业生逃离公共利益及贫弱者服务并非仅仅只是法学教育的问题，它更主要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推卸我们为人师者的最起码的教导责任。
每个学期末，在我的法理学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会把《毁约》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学生，作为对他们未来法律职业生涯的一种别样的叮嘱。卡伦伯格在书中讲到：“良心不安是一种美德”。我对学生说：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你们这帮家伙要牢牢记住这句话。
——载《法制日报》2008年1月13日
